第八节 《管子》的农本论

《管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它并非春秋时管仲所作, 而是托名于他的由多人撰写的论文集。今本《管子》由西汉末刘向整理编成,存 76篇,其中大部分写于战国,《轻重》等篇则产生于西汉。《管子》关于农业的论 述,主要见于战国时期的作品中,写于西汉时期的《轻重》篇由于其理论重点是封 建社会的商品流通领域,生产方面的议论相对较少,但以农为本的观点仍然是其 理论的内在基础。
先秦时期形成的农本理论,在《管子》中有了最为丰富的表述。在《管子》各 篇中,直接把农业和本事联系起来的说法很多,如“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 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管子·权修》);“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 民怀其产”(《管子·立政》);“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 子·五辅》);“本事,食功而省利”(《管子·侈靡》);“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 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管子·治国》);“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管子·揆度》); 等等。
和当时其他农本论相比,《管子》的主张具有自己的理论特点。首先,《管子》 的农本概念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它所谈的本,固然有经济上的意义,但更多 的则是同封建国家的管理统治相联系,因此它往往将农本同人主、明君、王者放 在一起论述。其次,《管子》所说的农,仍然还是指封建农业和与之相结合的家庭 纺织业(即耕织、农桑),但其包括的门类很广,如五谷、桑麻、六畜、瓜果、蔬菜、林 业、渔业等,这在先秦思想家中也是不多见的。
《管子》论述了以农为本的必要性。它之所以把农业看作封建社会中全部经 济活动的基础,是出于这样的理论推断:劳动者和土地是封建经济的最主要因 素,而此二者都与农业密不可分。《管子》指出:“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 生,水与土也。”(《管子·禁藏》)又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管子·国蓄》)从这 种认识出发,《管子》强调农业是衡量国家贫富的主要标准,断言“实圹墟,垦田 畴,修墙屋,则国家富”(《管子·五辅》),相反,“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管子·八观》)。这就是说,农业没搞好,衣食匮乏,即使货币再多,也称不上是经 济发达的富国。这种视农产品的使用价值为主要财富的观点,是自然经济的产 物,反映了《管子》农本思想的历史特点。
对农本的重要意义,《管子》还从政治角度作了阐述。它指出:物质财富的 丰裕是治国安民的根本保证,而农业又是生产物质财富的主要部门,“农事胜则 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 于杀而民不恶也”(《管子·治国》)。它告诫统治者应该懂得“民必得其所欲,然后 听上”的道理,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真正做到“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 实”(《管子·五辅》)。
农本还具有重要的国防后备作用。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它的存在 需要国家在财政支出中拨出很大部分的军费,而战争期间的物质耗费更为巨大, 这些都要求发达的农业作为后盾。《管子》对此的认识是较全面的,它揭示了农 业与军事的连锁关系,指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 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管子·权修》)农业搞好了,军队也就能所向无敌,“民事 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治国》)。 总之,鉴于农业对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所以《管子》得 出结论说:“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 烦忧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管子·禁藏》)显而易见,《管子》的上述见解比李 悝、商鞅等人的认识更为完整和严密了。
从以上深刻认识出发,《管子》对如何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 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说是劳动者与土地的结合,而《管子》的农业政策理论也以此 为重点。
关于农业生产者,《管子》的分析相当精辟,它正确地指出:“彼民非谷不食, 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毋以致财。”(《管子·八观》)在这里,《管子》明确 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突出了人的因素,这在中国古代是难得的卓见。基于此, 《管子》非常重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例如它主张对精于农事者采取奖励措 施,其对象包括“民之能明于农事者”“能蕃育六畜者”“能树艺者”“能树瓜瓠、荤 菜、百果使蕃育者”“知时,曰岁且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通于蚕桑,使蚕 不疾病者”,等等。奖励方法则是“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管子·山权数》)。 另一方面,《管子》建议对劳动者实行疏导的管理之策。《管子》书中举了这样一 个例子:桓公问管子有什么办法能免除民间饥寒之苦,管子回答说:只要把路边 的大树砍掉就行了。为什么呢? 管子解释说:路边没有大树,来往的行人就没 有树荫可供遮阳休息,只好加快脚步赶路,平时喜欢聚集在树荫下闲聊的人也会 重返田间务农,这样就会增加农业劳动力。农业兴盛,自然也就不会有饥寒之苦 了(《管子·轻重丁》)。这种管理主张显然不同于强制的方法。为了便于人口管理 和提高其素质,《管子》重申了“四民分业”的原则,认为如果让农民的子女从小参 加生产实践,“少而习焉”,就能使“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因而有必要使“农之子常为农”(《管子·小匡》)。
关于农用土地的开垦利用,《管子》的论述也有高出他人一筹之处。它曾强 调:“地者,政之本也。”(《管子·乘马》)“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管 子·水地》)出于这样的高度重视,《管子》很注意对土地占有关系进行合理的调 整,在它看来,“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管子· 乘马》)。因此,“理国之道,地德为首”(《管子·问》)。在具体的政策取向上,《管 子》没有提出类似于井田制那样的主观方案,只是提出了“均地分力”和“与之分 货”两种制度方针。所谓“均地分力”,就是使农民获得比较平均的土地,让他们 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所谓“与之分货”,就是指地主和佃农之间对农业生产成果 的比例分配。其实质是用封建地租剥削形式来代替奴隶制剥削方式,也就是用 地主土地所有制取代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管子》认为实施“均地分力”会使农民 “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他们会 “不忘其功,为而不倦”,“不惮劳苦”,否则就会导致“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的 后果。至于“与之分货”的目的,也在于使佃农“审其分”,进而“尽力”从事农业生 产(《管子·乘马》)。从激励角度分析土地制度的优越性,显示了《管子》经济思想 的深度。
在生产力方面,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开发是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对此,《管 子》提出了若干原则主张。它强调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安排生产经营项目,切 实做到“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 其处”。为了使农业生态得到良好的维护,它要求搞好水利,制定相应措施,“决 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 (《管子·立政》)。对未开垦的土地,《管子》主张尽量进行垦殖利用,在它看来,“地 之不辟者,非吾地也”(《管子·权修》)。而在土地的利用程度上,《管子》又提出了 比较独特的分析见解。其一,它把土地及其收益状况作为衡量国家农业政策优 劣的依据,指出:除了“国地小而食地浅”的情况之外,如果土地只开垦了一半, 却“民有余食而粟米多”,那是由于“国地大而食地博”;如果“国地大而野不辟”, 则表明“君好货而臣好利”,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而一旦出现“辟地广而民不 足”的局面,则必然是因为“上赋重而流其藏”。其二,它认识到城乡土地应保持 适当的比例,因而主张使农用土地维持在一个比较充裕的水平上,以避免农业生 产规模过小,出现“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的情况(《管子·八观》)。
在农业生产的宏观管理上,《管子》主张实施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虽然在 《管子》书的轻重理论中,粮食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谈到以农富国问题时, 《管子》的考察范围是很广泛的,它指出:“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渎 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 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管子·立政》)又说:“积于不涸之仓者,务 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 民富。”(《管子·牧民》)
为了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管子》还从赋税征收、农时保证等方面提出 了政策建议。如在赋税问题上,它主张薄赋轻税,以防止农民因交税而日益贫 困,另一方面,需要确定合理的征税标准,如实行“田租百取五”(《管子·幼官》),或 “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管子·大匡》)等 政策。至于荒年的减免办法,《管子》的规定更为细致,例如旱年,水位降低到地 下一仞(周尺七或八尺为一仞)见水的土地减税十分之一,二仞见水的减税十分 之二……五仞见水的减税十分之五;涝年,水位上升到地下五尺见水的减税十分 之一,四尺见水的减税十分之二……一尺见水的减税十分之五,这种荒年“轻征” (《管子·乘马》)标准是比较周密的。
《管子》强调农时的重要性,指出:“不务天时则财不生”(《管子·牧民》),“力地 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管子·小问》)。为了不误农时,它要求实施“禁山泽之 作”,主张“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 网罟必有正”(《管子·八观》)。这既是为了防止农民因从事副业而妨碍农业正常 生产,客观上又具有保护生态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