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时,开始我没有参加。我留在北京,在国防科委处理日常工作。当时我的职务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7月中旬的一天,宋任穷同志到国防科委来找我。当时他是主管核工业的二...[继续阅读]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继续阅读]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农村调查,是在毛泽东直接提倡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它不仅使各级领导干部了解了实情,发现和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而且促进了全党干部在思想作风上的转变,使广大党员干部...[继续阅读]

    北京市委在畅观楼召开的一次会议已过去多年了,今天谈起这件事可以说是鲜为人知,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北京日报》连篇累牍地对这次会议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次会议一下子变成了“畅观楼反革命事...[继续阅读]

    西楼会议的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1962年2月中旬,为制定1962年年度计划,刘少奇同志听了财政部的汇报,从中了解到:七千人大会期间财贸办公室所作的关于1961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1962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继续阅读]

    从1964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个三线建设的高潮,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乱的情况下,三线建设也没有完全停下来,可见这个建设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把中国分为一线、二线、三线是毛主席亲自划分的。从...[继续阅读]

    我于1958年被调到原子武器试验基地,担任司令员,亲历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此事虽已久远,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仍不时在我眼前萦绕。核试验定于10月16日进行1964年10月14日下午,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和核试验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试验...[继续阅读]

    阿尔希波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斯大林任命的在华总顾问,从1950年到1958年在中国工作了8年。我同阿尔希波夫第一次接触是在1955年夏。当时李富春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李富...[继续阅读]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继续阅读]

    寻找机会1978年9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在圆满解决因报道“天安门事件”而引起的复刊风波后,深受鼓舞的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宣传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老一...[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