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以及会后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纪要”曾被认...[继续阅读]

    史学界关于“三家村”的研究,大致说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主要是辩冤,从事实真相和道理是非说明“三家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而是当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现代文字狱。此案于1979年得以平...[继续阅读]

    批判罗瑞卿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继续阅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决定派我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领导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风口浪尖上,我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严重斗争。在处理北京大学“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中,被江...[继续阅读]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策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宋硕、陆平、彭珮云。康生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继续阅读]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从这时起到1967年8月,我在那里住了15个月。1966年8月底,因为有人写信向江青告密诬陷我“骂过江青有神经病”,又在一些事情上冒犯了...[继续阅读]

    20世纪60年代,美国炮制“北部湾事件”,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中国作为越南的大后方,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直至越南南方完全解放,实现全国统一。我当时作为中国年轻的驻越外交干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场斗争...[继续阅读]

    周总理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基辛格说:请你们对我们的总统少用些尖锐的形容词1971年5月,巴基斯坦方面转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口信,说他准备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交谈中美关...[继续阅读]

    一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视察工作,返程时间一般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经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去视察了。16日到武昌。在武汉,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继续阅读]

    人的一生中,能直接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是很少的,能直接参与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到了晚年,“如烟往事俱忘却”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反而更加凸显出来。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就是当...[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