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抗日战争和边区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仅抗日军政大学自抗战开始到1939年7月10日,在由延安迁往晋冀豫前的3年间,共培养了15621名学员。[1]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继续阅读]

    陕甘宁边区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文化活动,大力推进边区的各项文化事业建设。1937年2月7日,在延安召开了抗日军人家属联欢会,东北军、十七路军,以及陕北军阀高双成部、高桂滋部的将士家属都被邀请参加...[继续阅读]

    陕甘宁边区因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其困苦,社会风气也很闭塞,长期以来缺医少药,人们的卫生观念十分淡薄。边区不少地方的群众是人畜同居的“一揽子家庭”,不洗脸、不洗手等不讲卫生的习惯很深,有了病一般不找医...[继续阅读]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得中国国内的各种主要政治势力,在挽救民族危机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共两党的矛盾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有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分歧...[继续阅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美、苏的联合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15日,日本天皇发布了《停战诏书》。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9月3日,中国战区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草...[继续阅读]

    1945年8月4日,抗日战争胜局已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按1944年12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全边区开展第三次民主普选,并成立了谢觉哉、刘景范等11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9月6日,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继续阅读]

    抗战胜利后,在边区的一些地方由于土地所有权转移、析分、土地典当与抽赎,以及土地租佃等过程中产生的土地所有权纠纷较多。这不仅引起了邻里关系不和,也对边区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边区各地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对此进行了...[继续阅读]

    1946年3月,在国民党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公然否认了同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修改原则》。4月,蒋介石集团公开扬言:“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1]为其独占东北的图谋制造舆论...[继续阅读]

    1947年,国民党在其全面进攻的战略失败后,又制定了以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为主的重点进攻战略。企图利用其在陕甘宁地区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一举摧毁中国共产党的中枢机关,瓦解人民解放军的斗志,并可掩盖其全面内战方针的失败,鼓...[继续阅读]

    1948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被粉碎,这时虽在总兵力上国民党军仍占优势,但士气低落,机动性已大为降低,人民解放军抓住时机在全国转入了战略进攻。在西北战场上,敌军在整个西北的兵力为311000余,可直接投入战场的主要是胡宗南的17...[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