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于1930年,就此崛起于史坛,是书亦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辟路的经典之作。他自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继续阅读]

    郭沫若与王国维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在广受瞩目的知识人。两人的学术文化成就各有擅长,立身处世之道则大相径庭,政治思维所向亦有天渊之别,他们的生命道路,都留给后世无限的反思空间。身为后死者的郭沫若,并有探析...[继续阅读]

    在这个史学实践的论述社群的形塑过程里,王国维的影响固然深远,引发“地下之实物”出现的学科:现代考古学带动的风潮,则更有超越王国维之所想象者。特别是,因着民/国族主义的影响,现代考古学也承担着学术以外的任务,用傅斯年...[继续阅读]

    郭沫若决心转向史学之道,固然先以《易经》、《诗》、《书》等经籍创论立说,进行未久,却开始对自己使用的数据产生怀疑: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材料不真,时代不明,笼统地研究...[继续阅读]

    总结而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除了以马克思主义的论式为架构,征引恩格斯、摩尔根的理论为论述的观点外,罗振玉、王国维对卜辞、金文与古史的释证,同样是郭沫若揭开中国古代社会奥秘的钥匙。因此,郭沫若的成绩,显...[继续阅读]

    晚清以来,向西方学习,以西方为价值标准,紧跟西人的变化而变化,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到1930年代,这一特征依然十分明显。主流媒体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势力的宰割之余根本自己就丧失了罗盘针,东风吹则西...[继续阅读]

    1930年代,中国思想界反思的一个高潮,是《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发表及其引发的相关讨论。以往的研究,大都倾向于论者主张的分析及与他派的论争,而未曾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从整个思想界的流向考...[继续阅读]

    有意思的是,1930年代还有一种“世界化”的极端表现,即“全盘西化”的主张。面对国家和社会的种种问题,一部分知识人认为,不但不是“西洋化”所致,反而是“西洋化”不够,所以,要进一步全盘采纳西洋文化。当时出现的“全盘西化...[继续阅读]

    众所周知,傅斯年虽然是胡适的学生,两人交谊实在师友之间,傅斯年对胡适的思想/学术历程,更有重大的影响。[1]1920年初,傅斯年赴欧求学,至8月1日始致函胡适,除了报告自己到英国后的相关情形之外,也对胡适的立身出处深致期望之意...[继续阅读]

    胡适的政治兴趣向来浓烈。只是,1917年返回中国以后,面对风云变幻莫测的民初政局,胡适却一直主张不谈政治,不干政治,在从事政治改革之前,应先致力于文学、思想、社会的改造,[1]他回想说:1917年7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