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初,诗人张祜在与白居易(772—846)的对话中,用《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句描述《目连变文》中的救母过程,并因而称《长恨歌》为“目连变”[1]。梅维恒(VictorH.Mair)据此认为《目连变文》在9世纪初已经...[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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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初,诗人张祜在与白居易(772—846)的对话中,用《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句描述《目连变文》中的救母过程,并因而称《长恨歌》为“目连变”[1]。梅维恒(VictorH.Mair)据此认为《目连变文》在9世纪初已经...[继续阅读]
孟献忠的《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一书最早提到萧瑀编《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且引用了其中14则故事[1]。其中10则相同或类似的故事见于西明寺道世在总章元年(668)编纂的《法苑珠林》(见表2-1)。《法苑珠林》的这10则故事中,招提寺僧...[继续阅读]
孟献忠编《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明确引用萧瑀《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中的故事,但打乱了萧瑀编写本原有的次序。羽184《诵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灵验记》保存了《金刚般若经灵验记》中的8则故事,在情节上虽然略有缩减,但按照故事发...[继续阅读]
《金刚般若经灵验记》第4则隋赵文昌、第5则唐遂州人故事分别插入北周武帝(543—578)因废除佛教、庾信因诽谤佛教而入地狱情节。关于北周武帝因毁佛入地狱传说,刘亚丁搜集了保存在《续高僧传》卷25《卫元嵩传》中的开皇八年...[继续阅读]
隋太府寺丞赵文昌故事中,当赵文昌问“元嵩何处,追不可得”时,周武帝回答:“卫元嵩是三界外人,非阎罗王所管摄,为此不能追得。”这在孟献忠转引本、羽184以及P.2094翟奉达抄本中是一致的,但《法苑珠林》卷79则作“吾当时不解元...[继续阅读]
北周以来,长安地区已经有密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到玄宗时期,密宗风靡两京地区,这一过程,学界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大村西崖在经典源流与造像雕刻两方面都有著录或研究[1]。吕建福对中国密教的发展追究源流,不仅详述每...[继续阅读]
慧日寺位于怀德坊东门之北,出坊东门隔街即为西市。自建立之日起,慧日寺就与这一地区繁荣的商业经营活动密切相连。《两京新记》卷3记载张通的夫人陶贵(543—597)在利人市成功经营的事例。张通夫妇舍宅建寺,《大将军昌乐公府...[继续阅读]
在编纂《大唐内典录》的同一年,道宣又编纂《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这是一部汇集历代佛教与道教政策、宗教之间辩论等内容的文献。在该书卷4的末尾,附录了16则长安西华观道士郭行真在龙朔元年(661)崇奉佛教、建造十一面观音像...[继续阅读]
玄奘师徒翻译佛经,不仅带来佛学新思潮,还有志于广泛流传新佛典。西域地区出土的《盂兰盆经赞述》不仅呈现译经僧团这种世俗传播的面向,也反映了他们在传统宣传方式面前选择恰当的策略和付出持续的努力。《金刚般若经灵验...[继续阅读]
开皇时期,大兴城寺院建造者包括皇室、贵族、文士、商人、平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武德时期,由于施行限制佛教的政策,长安寺院数量下降,大臣建寺是极个别的现象。太宗即位之后,长安国家寺观经营与政治秩序的变化与确立有...[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