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唐代前期纪念性国家寺观在两京地区的分布情形的话,可以看到,盛唐时期的国家寺观基本集中到接近宫城的两侧。在长安,分布于安福门街和延喜门街的两侧。在东都(神都),分布于宣仁门至上东门之间的大道两侧。在开远门到安...[继续阅读]

    上东门街是宣仁门与上东门之间的东西大街。这条街与建春门街一样,宽75步,仅次于宽百步的定鼎门街[1],为都城交通主干道。武后时期,这里分布主要的国家寺观。街道南面从东往西第一坊积德坊,这里有垂拱三年(687)自教义坊迁来的...[继续阅读]

    延喜门街是皇城延喜门与通化门之间的东西大街。街南西面第一坊为永兴坊,《长安志》卷8记载,永兴坊“街西之北,荷恩寺,景云元年睿宗立”。街北大宁坊东南隅为兴唐寺。神龙元年由太平公主建为罔极寺,《唐会要》卷48记开元二十...[继续阅读]

    隋唐之际的慧净(约580年—?)是一位出色的义学僧[1]。他出身于儒学世家,有多种著述:“《法华经缵述》十卷,《胜鬘》、《仁王般若》、《温室》、《盂兰盆》、《上、下生》。”[2]这些著述大多与佛教的世俗宣传有关。敦煌出土上...[继续阅读]

    道教宣传同样借助儒家孝道伦理。成玄英为《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经》)作注释时,就采用这种方式。《度人经》约为东晋道经,南齐严东,唐代薛幽栖、李少微和成玄英分别为之作注[1]。成玄英的注释带有为唐...[继续阅读]

    慧净在开皇末年到大兴城后,任延福坊西南隅纪国寺上座[1]。纪国寺在隋开皇六年(586)由独孤皇后(543—602)为母亲纪国夫人建立。大业中,慧净的讲学在长安已经具有影响:“大业之纪,声唱转高。预有才人,无不临造。或决疑豫,或示新文...[继续阅读]

    南北朝时期,都城寺观建造的特点是建造者众多。皇室之外,官僚、平民舍宅为寺占相当比重。张弓概括南北朝时期寺院名称有地望与名氏、兴国安邦以及彰经教等三种类型[1]。南朝建康佛寺的建造者、供养人众多,分布广泛。梁武帝...[继续阅读]

    唐代前期,部分国家寺观具有特别的礼仪意义。以下考察这类国家寺院的来历。其一是由别宫(庙)转为寺院。冉万里注意到这一现象,但他的研究集中于关注长安周边的皇帝行宫转变为寺院的考古调查,长安城内仅涉及通义宫[1]。唐代的...[继续阅读]

    杨庆堃比较中国儒家学说与佛教、道教在中国的传播实践之后,认为中国的主流宗教(如佛教和道教)没有能够像儒学那样发展出一套包罗万象的伦理体系,对社会结构的系统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主流宗教不仅借鉴了儒家伦理中最具策略...[继续阅读]

    传统社会的伦理观重视家庭关系,表现为期望家庭凝聚团结,家族关系稳定以及保持家庭的世代延续。佛教宣传中神奇的情节、夸张的叙事和雅致的语言能够激发社会人群对于家庭的人伦情感,因而助益于家庭秩序的稳定与延续,这方面...[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