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缘起隋代(581—617)大兴城始建于开皇二年(582)六月,位于北周(557—581)长安东南的龙首原上。大兴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周长约36.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郭城内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除了宫城、皇城与...[继续阅读]

    隋代与唐代前期,皇室与大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1]。开皇二年(582),隋文帝杨坚在靖善坊建立的大兴善寺是大兴城最早的国家寺院。仁寿三年(603),隋文帝在和平、永阳二坊南北街之东建立禅定寺以纪念献皇后。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为纪...[继续阅读]

    贵族建立寺院的动机也是纪念祖先。在长期延续的过程中,寺院名称少有变化,因而具有南北朝时期佛教化的传统,不似初唐以后的国家寺院命名呈现儒家化的新趋向。周隋与隋唐之际,佛教信仰在家族中延续,不因政治革命而变化。对于...[继续阅读]

    土地等常住财产能够保障寺院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寺院的土地资产中,口分地与永业田区分明显。前者存在土地授受问题,后者是寺院常住财产[1],吐鲁番出土文书证明唐政府严密管理寺院僧籍和手实[2]。就初唐国家寺院而言,除了口分...[继续阅读]

    寺院供养主体发生身份性变化,会带来寺院社会等级的升降。寺院更改名称,可能意味着原有的纪念意义已经结束;新的名称赋予新的纪念意义,有的能够体现等级变化,因而将改名寺院纳入观察的范围。易代之际,国家寺院的地位可能发...[继续阅读]

    国家寺院可以通过政权的力量吸引民间寺院的僧人,但民间寺院也具有吸引力。昙延可能是最早离开大兴善寺者。开皇七年到达大兴城的关东六大德,除了事迹不明的宝镇和僧休,其余的昙迁、洪遵、慧藏、慧远也曾离开过大兴善寺。...[继续阅读]

    长久以来,僧团在国家的支持下审查各种翻译和中土佛学著述,再据此编写“入藏录”。隋唐时期,由国家寺院组织“入藏录”的审查和编纂,审查的过程体现了国家寺院僧团在佛学上的权威性[1]。由于佛经翻译一般在国家寺院中举行...[继续阅读]

    从社会的角度看,都城地区的寺院融入传统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之中,寺院等级大致反映长安的社会结构。纪念祖先或家庭成员,成为皇室供养佛教的主要动力。通过赠送土地、营建寺院、征纳各地高僧以及日常供养,国家寺院成为都...[继续阅读]

    P.2269《盂兰盆经赞述》反映了玄奘回长安之后给佛教宣传带来的新面貌。其一是采用新的专用名称。如第7行“梵语云修多罗,新翻云素呾揽”。素呾揽(sūtra-pi〖KG-1mm〗aka)一词,玄奘在贞观二十年七月完成的《大唐西域记》卷3中说:“...[继续阅读]

    慧净是延福坊西南隅纪国寺上座,纪国寺在隋开皇六年由独孤皇后(543—602)为母亲纪国夫人建立。贞观初年,他应召参加波颇(565—633)的胜光寺译场,对于翻译事业较为熟悉。贞观中年,在太子李承乾(619—645)多次邀请下,慧净担任颁政坊普...[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