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三》所载,《史记》大约由司马迁完成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是年,距汉武帝“乃立乐府”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①,虽然已有整20年之隔,但《史记》所涉之古歌、歌诗等,却几乎全为“前乐府”...[继续阅读]

    《汉书》与乐府诗及其批评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乐府诗的整理、著录、论述等方面,而且是将“前乐府”与本朝乐府即汉乐府分而为之,如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之所载,即为其对乐府诗批评之大端。这两篇...[继续阅读]

    《史记》与《汉书》,是汉代最具影响的两部史书,其中虽然是重点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之描述,但于乐府诗及乐府诗批评,却是不无关切与重视的,以上之所述,即对此进行了有力之证实。作为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均深知礼乐文化的...[继续阅读]

    据唐、宋时期的相关著述记载可知,在先唐以《琴操》为书名者,共有三种,也即在当时共有三人曾撰著过《琴操》,其依次为桓谭《琴操》、蔡邕《琴操》、孔衍《琴操》。而在唐、宋时期的各种公私书目中,最早录载《琴操》者,则乃...[继续阅读]

    今本《琴操》虽为辑佚本,但其47篇的琴曲之量,已成为两汉时期所收“琴曲类乐府”最多的一部总集类著作。在这47篇琴曲之中,有篇名而无琴辞者23篇,即:《伐檀》《驺虞》《鹊巢》《白驹》《残形操》《水仙操》《怀陵操》《伯姬引...[继续阅读]

    就现所存见的资料言,最早对“前乐府”予以关注即进行批评者,乃首推西汉扬雄的《琴清英》一书,其后,桓谭《琴操》与蔡邕《琴操》虽然继而为之,但桓谭《琴操》却未能留传下来,因之,蔡邕的《琴操》,也就理所当然地应在这类批评...[继续阅读]

    据《史记·乐书》与《汉书·礼乐志》所载,汉朝与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代一样,均极重视音乐,因之,自汉武帝“乃立乐府”始,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即由《郊祀歌》《房中歌》《铙歌》三大类构成①。而待至东汉明帝时,乐府又被定...[继续阅读]

    在曹氏三父子中,曹丕是唯一高唱“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一位诗人,但遗憾的是,他后来却不做诗人而成为了历史上的魏文帝。对于这样的一位文学家,《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丕》卷二注引《魏书》,虽然记载了...[继续阅读]

    年十余岁就“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而又“言出为论,下笔成章”③的曹植,虽然不曾如乃父曹操、乃兄曹丕那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与高贵性,在曹丕称帝之前的汉末建安时期(公元196—220年),其经常随...[继续阅读]

    通过以上的考察与论析,曹氏父子三人的乐府观,已得以基本呈现。为便于认识与把握,兹将其作如下之归纳。具体为:(一)曹操的乐府观。在曹氏父子三人中,曹操是唯一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以,其一生之所作所为,并不是想...[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