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史学家,沈约以一人之力,于《宋书·乐志》所进行的上述两种形式之乐府诗批评,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要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史学家的史书“乐志”等,其二为文学家的乐府学...[继续阅读]

    南朝既是一个文学家辈出的时代,又是一个音乐家与音乐理论家辈出的时代,因之,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几乎都精通音乐,如沈约、张玮、柳恽、梁武帝、简文帝等,即皆在音乐方面颇具造诣。而其中,有两位音乐家与乐府诗批评是颇...[继续阅读]

    智匠生平事迹不详。从今本《古今乐录》所述写的内容言,智匠不仅精通音乐,而且对宫廷雅乐与乐事,以及各种歌舞表演等,乃是相当熟悉的,似其曾一度供职于朝廷,或与朝廷显贵关系密切。而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所署“...[继续阅读]

    与张永《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相比,智匠《古今乐录》之“乐录”由于重在“古今”二字上,故为其所题解的乐府诗(曲调、篇名),乃皆“古”“今”并重。而在“古”的方面,《古今乐录》则是继蔡邕《琴操...[继续阅读]

    由乐府机关而乐府诗,是先秦乐府与汉、魏(晋宋)乐府的一种共性存在,即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前乐府”,抑或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后的各朝(如汉、魏、晋、宋等朝)乐府诗,时人对其之认识,无不是将其视之为一种文学品类的,这从中华...[继续阅读]

    汉武帝“乃立乐府”的历史事实,对于当时文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使古代的采诗制度得以恢复,为搜集、整理各地的民歌、民谣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所以,班固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继续阅读]

    刘勰在对汉魏乐府批评之后,接着即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诗声俱郑”的“艳歌”。在刘勰看来,“诗声俱郑”的“艳歌”在“乐”与“辞”两个方面,是较之“三祖”乐府“实《韶》《夏》之郑曲”要严重许多的。所谓“诗声俱郑”...[继续阅读]

    《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为《序志第五十》,其中写道:“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继续阅读]

    就现所存见的文献资料言,在汉代扬雄、蔡邕之后,最早以题解的形式对汉、魏乐府诗进行批评者,乃首推西晋荀勖《荀氏录》一书,继之则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乐第三》等。由西晋而李唐,属于“题解类批评”的乐府诗专书,即成...[继续阅读]

    吴兢(公元670—749年),两《唐书》均有传载其生平,今河南开封人,唐初著名史学家,时人多目之为董狐,一生著述颇丰,以《唐春秋》《贞观政要》而饮誉当时。其《要解》一书,是现所存见之唐人题解类著作中唯一保存完好的一部乐府专...[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