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家的眼光与睿智对“乐府古题”进行题解,吴兢可称得上是乐府诗批评史上的第一人,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人,因为在此前与此后的“题解类批评”作者中,主要是一些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正因此,吴兢之于“乐府古题”的“要解”...[继续阅读]

    在《〈乐府古题要解〉序》中,吴兢已明言其撰写《要解》一书的目的,主要是着眼于文学写作学的角度,用来纠正“历代之士”创作乐府诗时“不睹于本章,便断章取义”之不良风气,而欲使“后生”们有所鉴诫与“取正”的。《要解》...[继续阅读]

    现存李白的古乐府,主要较为完整地保存在两种著作中,一为郭茂倩《乐府诗集》,一为王琦笺注本《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著录李白乐府诗,总共为119题155首,其中,除去9题28首新乐府(即《笑歌行》《江夏行》《静夜思》《黄葛篇...[继续阅读]

    在上述李白的三类古乐府中,如果除去第三类的12题13首诗不论,前两种共计99题115首诗,权德舆《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所说的李白“古乐府学”之“学”乃寓于其中者,则是完全可以论断的。这是因为,李白晚年所传授给韦渠牟的“古乐...[继续阅读]

    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地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批评现象,即许多诗人之于文学的批评,不是以“文论”或“诗论”的形式提出其批评理论,或者有关批评方面的某种见解,而是于自身不断的艺术实践中,积淀了具有“创作论”“方法论”...[继续阅读]

    众所周知,乐府诗自诞生之日始,即具有“缘事而发”的特点。所谓“缘事而发”,从文学写作学的角度讲,指的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汉、魏乐府中的《东门行》《陌上桑》《行路难》《上之回》《饮马长城窟行...[继续阅读]

    “因事立题”与“即事名篇”,虽然都与“事”密切相关,即都重视“事”的现实性与即时性,但从乐府诗发展史的角度言,其“事”之于“题”、于“篇”乃尤为关键,因为新乐府的“自创新题”与“无复倚旁”,乃皆因现实生活中的“...[继续阅读]

    在乐府诗史上,唐人对“新乐府”概念的提出,本是与古乐府相对而言的,即是用来区别于古乐府的。在初、盛唐时期,虽然已有不少诗人进行了新乐府的创作,但其却并没有从理论上提出“新乐府”或“新题乐府”这一概念。而当历史的...[继续阅读]

    初唐是一个以近体创作乐府诗十分热闹的时代,所以,在“四杰”等人的作品集中,其乐府诗大都被编于“五言律诗”内,如杨炯的《从军行》《刘生》《出塞》《有所思》《梅花落》《折杨柳》《紫骝马》《战城南》等旧题乐府,即皆为...[继续阅读]

    韩愈(公元768—624年)对于乐府诗的认识,其集中并没有这方面的文章予以记述,而是皆蕴含于其对乐府诗的创作之中,这与李白的“古乐府学”皆寓之于其古乐府(旧题乐府)中者,乃如出一辙。所以,要了解与把握韩愈的乐府观,就只能通过...[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