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在吐蕃王朝时代,高级官吏们的官阶由赐予用珍贵物品制成的告身为标志。其官衔越高,所用物品越贵重。这一制度既由于唐代的汉族史学家,又由于敦煌汉文和藏文文书而为人熟知①。戴密微把这些告身考证为用...[继续阅读]

    众所周知,吐蕃人在7世纪时已相当熟悉中国中原的经典文献和传统法制。正如今枝由郎(1980—1985年)和其他人已经陆续指出的那样,汉文编年史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某些蛛丝马迹。从公元641年起,文成公主就遣吐蕃诸豪子弟入唐...[继续阅读]

    伦敦所藏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S.2672号,基本是已由笔者于1952年翻译发表①的巴黎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4646号完整的复件。该文书的开头部分(320行中的40行)已部分残损,其剩余的部分从“量功德”一词开始,即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继续阅读]

    序言在敦煌汉文写本中,发现了一部与已故的戴密微(PaulDemiéville)教授于其《吐蕃僧诤记》(巴黎1952年版)中,所指出的吐蕃僧诤会同时代的写本,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方向。众所周知,这卷写本叫作《顿悟大乘正理决...[继续阅读]

    借准备影印发表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的机会,我不得不研究了许多文献,其中包括几卷提供了有关吐蕃僧诤会新资料的敦煌写本。这次僧诤会于8世纪末在墀松德赞执政期间举行。由于这是一个已经讨论了很长时...[继续阅读]

    在中国中原和西藏的图像作品中,绘有大量的一名负笈行脚僧的形像,他于其中始终都具有同一种绝对刻板的姿态,虽然它们之间也具一些细小的差异。这里是指一名“胡貌梵像”(正如饶宗颐在他对P.3075号敦煌写本所作的解释中,所指出...[继续阅读]

    众所周知,许多汉籍,尤其是《旧唐书》和《新唐书》,它们对于研究西藏古代史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汉文史料相当确切,它们真实地记载了汉地与西藏的最早的交往和冲突。到了稍晚一些时代,《元史》、《明史》和《明实录》同...[继续阅读]

    自从戴密微于1962年发表《吐蕃僧诤记》以来,又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8世纪末在吐蕃举行的那次汉印僧侣大辩经的文章。戴密微先生于1970年在他有关上山大峻著作的书评中,一一分析了这批论著①。稍后,到了1973年②,山口瑞风根据某些...[继续阅读]

    本文涉及的盟约,很早以前就已为人所熟知。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汉文文献,也已有人译注过。但汉学家和藏学家们在盟誓仪式的问题上,却犯了一种奇怪的评价错误。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纠正这一错误,因为它导致了对当时吐蕃宗教形成的...[继续阅读]

    1934年,伯希和针对在西藏佛教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观世音的著名真言,而写了一篇文章。他写道:“六字真言唵吗呢叭咪吽,这一咒语的出现时间,不会早于公元1000年左右。”①这个断代很可能是根据《大乘庄严宝王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