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天津史志》编辑的一封信

泉明同志:
你好!前谈之事,倍觉重要,归后又写成小信,呈教。
盛世修志,诚属大业。众目睽睽,领导谆谆,无不以质量为重,使新志无愧于盛世之盛举。为了保证质量,成书的全过程,必须遵守基本的工作原则,采取行之有效的成规,慎重从事。
修志离不开资料,资料工作是修志基石。有几点仍然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搜集资料尽可能完备,应从不同渠道挖掘资料,不应满足于片言孤证。(二)如发现有两种以上的异说,不能用简单多数定信疑,因为同样说法的资料,如为同一来源,虽多,也只能得一“票”,必须弄清辨明。(三)如发现新奇可喜的资料,就必须放在历史的大框架上衡量,而不能不顾当时的环境,轻于置信。(四)访问记、回忆录一类的,甚至是哄传一时的资料,尽可能与当时的记载,当时亲历者所述等核对。因为辗转传闻,老人追忆,往往失真,不可嗜奇轻信。(五)无论访问或阅读,必须一字不漏、一字不误地仔细听清看明,尤其不可忽略句中的“不”“必”“如”“若”等字,以免因一字之差,得出相反印象,导致叙述的错误,贻害后世。
有了可靠的资料,据以写书,还要慎于行文。必须字斟句酌,掌握分寸,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只图快意。对时间、地点、人物、数字等基本要素,不容不认真查靖核准就轻于下笔仓促交稿。至于虚构情节,就更不足道了。
今日修志,有专设机构,有各级、各类的分工,各负其责。审查资料,审查稿件,必须认真,别怕麻烦。对前一工序的半成品,有责任审查其所根据的来源是否确实。
在修志最后阶段,印刷装订,也甚重要。如不能认真校对,以前全部工作各环节的努力都有可能成为极大的浪费。
《天津史志》发表过许多征求意见稿,这个办法很好。如读者发现疑问,提出后,可以得到澄清,对读者和书稿都有好处,对其他修志同志也是一种启示。因此,凡是关心此事的同志,都应尽可能给予协助,共襄盛举,以期将来正式出版时成为更加完善的新型志书。
在此,附带举两个例子,为近年阅读本刊发现的小问题:
(一)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体育界出现“南开五虎”,一时喜好篮球的人可说无人不晓。转眼六十年,已成陈迹,正赖新志,传其嘉名。不意在本刊1989年第1期第16页,将“王锡良”印成“孟锡良”。读者不好轻易委为“手民之误”、“校对之误”,也可能是抄稿、撰稿之误,凭空难于断定。可是不论哪一环节的差误,最终都要反映在印成品上。
我自己的经验,近来写字常有笔误,有时随即发现,有时看了两三遍才发现,甚至自己未能发现。也可说错误在所难免。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从本身做起,层层把关了。
(二)明代万历年间,发生过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危及中国,明廷曾出师朝鲜,共同抗击。可说是中朝日三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教本上也有记述。但是未闻倭寇当时曾侵入京东通州。本刊1990年第2期第44页有一段文字:
明万历年间,倭寇侵扰我国沿海,“从水道沽登岸,由梁城所(宁河县城)至通州”进犯,威胁北京,蓟运河两岸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倭斗争。
此事未之前闻,颇以为异。然文中有引文,必定有据,绝非杜撰,且称“蓟运河两岸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倭斗争”,当有更具体斗争详情,不应轻疑。乃近日翻动破簏,偶检得旧日笔记,发现摘抄明宝坻知县袁黄《边防书·防倭二议》的一段话,有下列数语:
今倭人犯京师,海口有二,皆在宝坻地方。……今若从水而犯,则必从草头沽,历丁字沽,过天津,从陆而犯,则必从水道沽登岸,由梁城所至通州。此二口乃极冲者也。
师仲公老而健忘,殊可笑也。此处所言,当即前文所据。此乃袁黄当时拟议防倭时设想敌人进犯路线(明代宝坻包括后来的宁河、塘沽),所谓“登岸”云云也不过是假设而已,安有是事。至谓万历年间倭寇侵扰我国沿海,是否实指嘉靖年间倭寇,而与万历年时侵朝相混?凡此之误皆可视为对所有参加修志同志发出的警钟,幸勿漠然视之。
我每当诵读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就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毛主席举出做文章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等等?莫非他老人家认为:写文章应循规蹈矩,反复推敲,要使之成为一件没有政抬错误的完美艺术品,而不应该为了单纯追求轰轰烈烈,惊心动魄,以致图快出错?如果修志工作在起步时做得扎实,就不致返工,少走弯路;中间不停步,进度自然会快。那么,就有充裕时间,从容不迫地仔细修正,把工作做到完美的地步。当然,新的工作,没有经验,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欠,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发现了问题,最好及早认真补救,那就可以避免最后的被动。
一隅之见,未必有当,尚望指正。
顺颂
著祺

卞慧新
1990.10.17